妇科炎症的中医辨证论治及方剂_妇科炎中医如何治疗

1.中医基础指导：中医理论体系的辨证论治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辨证论治是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的过程，为中医学的基本特色。

理：是指根据中医学理论对病变机理作出的准确的解释。

法：指针对病变机理所确定的相应的治则治法。

方：是根据治则治法选择最恰当的代表方剂或其他治疗措施。

药：指对方剂中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及其剂量的最佳选择。

中医基础指导：中医理论体系的辨证论治

参酌古今、兼通医药、德艺双馨的“铁杆中医”—臧堃堂教授 ——学生眼中的导师

历任第一军医大学中医系中药方剂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中药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中医学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解放军总后勤部优秀教师、三次被授予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第一军医大学十佳医务人员。

臧教授博众长，擅长治疗内科杂病，特别是一些疑难病证，取得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和认同。在对消化、慢性咳喘、脑系疾病、肿瘤颇具心得，在妇、儿、外、皮肤诸科亦创见颇多，临床特色鲜明。

臧教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承家学，耳濡目染，随祖父臧文辉习中医，承祖训素以济人为怀。1953年参加工作，济南军工一厂保健医生，1954年入济南医务进修学校学习西医药。 1956年调干考入上海中医学院，作为新中国首届中医学员，系统学习了六年中医，熟读岐黄、仲景、时珍及历代医籍经典，毕业后留校任教，耕耘于中医教学、医疗工作岗位。1967年响应党的号召，到江西抚州山区9344兵工厂医院支援国防建设。1980年参加全国第一批职称考试，认定为副主任医师。1981年特招入伍调入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中医系任中药方剂教研室主任，并坚持在南方医院中医门诊进行诊疗工作。将医、药、方有机地结合运用，自此长期从事于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工作，严谨的治学，为军队培养了从本科到博士各层次的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1996年被国家卫生部、人事部、中医管理局确认为国家级名老中医，批准为师承制导师，此后以临床带徒为主，将自己宝贵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们。

一、 实践“大医精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近60年的临床生涯中，臧教授坚持弘扬“大医精诚”精神，一贯认为高尚的医德医风既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基石，又是医药人员必备的传统美德，指导着医疗实践的全过程，亦是治疗的手段之一，是药物不可比拟之良剂。臧教授推崇“大医精诚”，他给学生上的第一课都是“大医精诚”，以“精”、“诚”引领自己的医学道路，认为医术要精湛，精勤不倦，常以《大业习业第一》“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疏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并须精熟，如此乃为大医。”勉励刻苦钻研，熟读经典医著，博览各家学说。多年来，教授以“诚”行医，坚持以高尚的医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对待病人不问贵贱贫富，皆如至亲；诊病疗疾，祥察形候，济疾解危，一心赴救，遇秽臭、凶险的病人必须具有高度的同情心去救护，绝不能有任何退缩和畏难，正如“大医精诚”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臧教授诊病，认为医家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务”，即不得凭借自己的技术，利欲熏心，谋取患者钱财，这是最可耻的；“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即医生处方用药，要取有效、方便、价廉之品，尽量不要增加病人的负担，即使是病家富有，也勿处以珍贵之药，令他难于寻找。臧教授诊病，认为医生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明，诋毁诸医，自矜己得。”更不能偶然治愈一病，便自吹自擂，诋毁别人，妄自尊大，为医者应虚怀若谷，学而不厌，精勤不倦，不为利禄所惑，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医药事业。

二、精通本草，深明药理，知药善用。

中药方剂学方面，臧教授学贯中西，博古融今，发展不离宗，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既精通本草，又深明药理，知药善用。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每能将一些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广泛用于临床，而不为传统的用药习惯所限制，不但善用古方，而且善用新方。创立的“利湿通淋汤”治疗泌尿道感染，“牛角四妙汤”治疗血热湿毒所致之各种皮肤病，“乌龙丹”治疗缺血性脑病，“清胆排石汤”治疗胆系疾病，“咳喘七子汤”治疗以咳喘为主的肺系疾病等。臧教授精通中药炮制，认为其临证选用，与临床效果关系重大，尤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药材炮制修事有独到的见解，如《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许多方剂均用桂枝，他认为若以去皮之桂枝组合诸方，实违仲景用药立方之本意，同意先哲张山雷之说：“桂枝其效在皮，而仲景反去其皮，可悟为传抄之谬。”桂枝不去皮，另切后下，符合古今有关桂枝药效之论述，系仲景组方之原旨，对近世部分医家处方常见有桂枝木、桂枝心者，即桂枝去皮之木质而药用，虽似遵仲景法，实执泥于传抄之谬误也。他主张应用桂枝，不需去皮，更主张后下为佳，这既不失传统用法，又可保持有效成分之大部分。另仲景用麻黄于诸发汗解表方，均用去节麻黄，但按主治，仲景多方重点不在发汗解表，故不需去节；且近世研究麻黄之有效成分主要在茎中，节无相反的药理作用，惟其含量上有差异，茎部多于节部，而麻黄根的功效却与茎部相反，能止汗，是血压下降，故臧教授应用麻黄，主张去根不去节，临证，只须按辨证权衡用量，如是可减少加工去节之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在处方药名上，有自己独到见解。他认为我国目前使用的中草药达数千种，但由于南北地域、东西风土之异，常有药名、功效混杂的现象。为防差错，应对此类药物正名。如白附子市售有禹白附、关白附。两者名虽类近，实非同类，若今处方者、发药者不分，而以白附子混通用药，则贻害无穷。禹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块茎，辛甘温而有毒，能燥湿化痰、祛风止痉、解毒散结。关白附为毛茛科植物黄花乌头的块茎，辛温有毒，能逐寒湿、祛风痰、止痛，两者科属形性功效均异。故认为禹白附应正名为独角莲，而保留关白附与乌头相别，以免混淆。又如五加皮市售有南五加皮、北五加皮之分，但非一物之产南北，实系品种不同之药材，功效迥异。故临床应正名北五加皮为杠柳根皮，而常用的南五加皮配方应以细柱五加、无梗五加的根皮为主，制酒及丸片以刺五加根皮为主，使不相混淆。临证时，更体现其用药特色。如以蒲黄为主，随证配伍定向以其效来治疗高脂血症、高血压头痛、冠心病心绞痛等。临证运用红藤时，以辨证为本，病证结合，认为红藤具有消痈、泄湿热、活血、和营、行气、宣痹、通便、杀虫等诸多功效，通过配伍增效，广泛应用红藤治疗消化系、妇科等多种病证。以青黛为主的配伍，治疗面部痤疮、舌扁平苔癣、恶性血液病、流行性腮腺炎、支气管扩张咳血、带状等多种杂病，此均为臧教授中药的特色运用。另一方面臧教授注重药物配伍，常以药对应用来增加临床疗效。如临证时善于伍用黄芪治病，且每能获效，如黄芪配汉防己，两药伍用利水消肿力强，且补中利水，攻不伤正，寒温并举，为治疗各种水肿、小便不利诸证之常用药对，另外两药配伍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效佳；黄芪配水蛭，为益气活血通络之妙伍，两药合用益气活血通络，按10：1比例研末吞服，专治缺血性脑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等；黄芪与葛根，两药合用益气升阳专治中阳下陷诸证，用于冠心病、颈椎病有较好疗效。黄芪与天花粉，两药伍用益气生津，能降低血糖，故治疗糖尿病效佳。融中药方剂之精华于临床诊治中，且对中药品种来源，中药饮片形性特点熟悉，医药一家，是其特色之一。教授在长期的中医药教研工作中，通过深究而逐步精通中药药理，使其在临床诊治中发挥巨大作用。这里的中药药理既包括了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量用法等，又包括了中医理论指导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所得出的中药对人体的作用机理。如教授在临床中喜用黄芪，且运用范围甚广，这是除了精通黄芪的性味功效外，又熟知其具有调节免疫功能及对泌尿系统、物质代谢、抗病源微生物、延缓衰老等方面的现代药理。臧教授喜谴药对治病，这是其精于药理的进一步升华。他认为，为了适应比较复杂的病情和更好的发挥药效，将中药组对应用，使其疗效优于单味增强疗效，并能减轻或消除某些药物的毒副作用，而组成药对以“七情和合”为理论基础，取相须、相使、相畏组合，部分也是小方配伍。如用黄芪与火麻仁组对治疗单纯性便秘，取黄芪甘微温，归肺脾两经补气升阳，火麻仁甘平归脾胃、大肠经，补虚滋养、润肠通便，两药配伍促使气机升降有序，相互协同，具有很强的补虚润肠通便作用。如根据慢性结肠炎脾虚气滞、湿热内阻的临床特点，组成黄芪、党参、炒白术、广郁金、制香附、延胡索、黄连、黄芩、秦皮、肉豆蔻、补骨脂、鹿角霜、生地、玄参、火麻仁、石榴皮、炮姜炭等药对，根据患者具体病情，随证调遣，组成方剂而用。臧教授通过长期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将中药方剂与临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出版了《临床中药学》、《中医临床方剂学》、《中药古今应用指导》、《常用中药彩色图谱与调剂》等专著，这是对中药方剂学的重要贡献。

三、博众长，擅长内科疑难杂病的诊治。

臧教授幼承家学，工作后勤求古训，博众长，治学严谨，取其精华用于临床，擅长治疗内科杂病，特别是一些疑难病证，取得良好的疗效，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和认同。在对消化、慢性咳喘、脑系疾病、肿瘤颇具心得，在妇、儿、外、皮肤诸科亦创见颇多，临床特色鲜明。

（一）消化系疾病

在消化系疾病方面，其临床特点集中体现在重脾胃，学东垣，承古而不泥；治疗慢性胃肠炎症变以调理脾胃为本，治疗肝硬化时健脾益气，使湿浊之邪不能滞留，肝气条达，肝脾功能协调而促进病愈。临床中首推李东垣《脾胃论》“百病皆由脾胃而生也”，“善治病者，惟在治脾”，临证时多用黄芪、党参、淮山药等补脾胃升清阳，以正根本。同时又不拘泥脾胃学说，在升发脾胃之阳以补充元气治疗消化疾病的同时，根据现代医学消化系统各脏器功能与中医脾胃功能相似的特点，在治疗消化系病证时常常祛湿与调肝相结合，注意柔润养胃，和胃降逆。选药则注重润不助湿、燥不伤津、有升有降、有走有守、有动有静，以达到通而不伤正，补不滞邪。另外，治疗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常佐用通络行瘀之品，从而补充了东垣之不足，并藉以提高疗效。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常配合辨病，有针对性地选择药物。治疗慢性胃痛时结合胃镜所见选择用药，如临床上对于胃镜下见粘膜充血水肿明显者或伴有幽门螺杆菌阳性的慢性肥厚性胃炎，加蒲公英、黄芩等清热解毒利湿之品；对于胃镜下见粘膜苍白萎缩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加黄芪、党参、白术、砂仁等益气养胃之品以恢复胃粘膜功能。对于胃镜下见胃粘膜点状出血的急性糜烂出血性胃炎，加田七粉、白及、生茜草等以止血。对于胃酸分泌过多而致泛酸者，加乌贼骨、煅瓦楞以抑制胃酸分泌。在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期间，臧教授非常注重患者的饮食及情志调理，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软饮食为主，少吃油腻，忌食煎炸辛辣，同时需保持情志畅达乐观。

（二）脑系疾病

在脑病的辨证中，臧教授认为脑病患者，气虚是其致病的根源，血瘀是病邪的核心，同时认为痰邪在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故临床上除益气活血补肾外，广泛运用化痰法于脑病中。他认为此脑病之痰多夹风邪，且此风非外来之风，乃厥阴肝经之风，脑病之痰与风、瘀、虚相见，且脑病之痰，多为无形之痰，故临证以化痰祛风、滋肾平肝，益气活血诸法相伍为用。多年实践总结出的“乌龙丹”新制剂应用于缺血性脑病和中风后遗症以及脑部外伤及手术后康复都有较好的疗效。如对于颈椎病（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认为本病乃本虚标实之证，其本为肝肾不足，气血亏损，其标为痰瘀内阻，并用“乌龙丹”加减治疗。指导其弟子研究团队对“乌龙丹”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管理局基金和广东省部产学研基金的资助，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部分成果已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进一步研发为中药新药。对于老年性痴呆，，臧教授认为其病在脑，与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其基本病机为髓减脑消，神机失用，以虚为本，以标为实，临证从虚、痰、瘀三方面着手治疗。另外，他自拟的平潜汤，具有滋阴清热、平肝潜阳、补肾明目的效果，而无辛温伤阴，苦寒伤胃之弊。各种肝阳上亢所致的脑病均可在此基础上辨证加减；对于风阳化火、血虚生风或风痰上扰所致的癫痫、惊风抽搐、肢颤、顽固性头痛，拟有镇痉散治之。在脑病治疗中，臧教授也喜用药对，如磁石配紫石英治疗肾阴不足、肝阳上亢之高血压病而症见头晕、耳鸣、失眠梦扰者；钩藤配全蝎用于治疗顽固性头痛、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

（三）肺系疾病

对于慢性咳喘辨治，臧教授认为其肺脾肾大肠等脏腑功能失调为咳喘病之根本，而感受外邪或其它脏腑功能失调为疾病发生之次要因素，治疗立法为健脾化痰、温肾纳气、润肠通便，并创立了咳喘七子汤加减治疗咳喘为主的肺系疾病。

(四）肿瘤疾病

臧教授在癌证辨证方面颇有特色，认为肿瘤的发生多因年老体弱、长期劳累、精神抑郁、环境污染等损伤人体正气。在正虚的基础上，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外邪入侵或痰、湿、气、瘀等搏结日久，积滞而成。临证时治以扶正与祛邪并进、辨证与辨病并举、局部与整体并用、食疗与心疗并存，并创用扶正抑癌汤治疗癌肿患者经手术及放疗、化疗后或晚期癌肿不能放化疗，身体虚弱并有转移、疼痛者。很多患者坚持长期服用中药，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甚至治愈。

（五）其它杂病

臧教授在其它内科疾病上亦有许多独特的论治经验。如在类风湿关节炎的辨治时，认为风寒湿热致病，以风邪为先，在其发病的病理演变过程中，机体的阴阳气血，以气血为主，心脾肝肾等受病脏腑，以肝肾为要，年老久病者，以痰瘀为重。对于药源性疾病，认为其发病乃机体正气虚弱之时所发，其病理以正虚为主，虚实夹杂，临证时从主症辨治，从虚着手。对于急慢性肾炎常从脾胃论治，从健脾益气入手，使脾胃功能健旺，水谷精微得以化生，肾中精气才能不断得到水谷精微的充养，亦为益脾以补肾之意，在此前提下，尚需随证辨治，方能却得最佳疗效。对于小儿患者，根据其生理病理特点，临证时常用玉屏风散加味治疗体虚外感、、荨麻疹、口疮、腹痛腹泻等多种疾病。对慢性骨髓炎，认为其病理为气血两亏，瘀毒内恋，治以补气血以托毒外出，活血化瘀以排脓消肿。治疗银屑病时认为热伏营血，湿热缠绵为其主要病机，临证以凉血解毒利湿法治疗。

四、调治结合，保健为先，提倡治未病。

臧教授以其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也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视，任中央保健医，2000、2002、2004年三次荣获全军干部保健工作特殊贡献奖，得到许多高层领导的好评和表扬。撰写了抗衰老保健专著《传统益寿精要》获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他重视调养，强调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扶正调养为先，熟悉药性，药食同用，临床与保健相结合。获得总后勤部抗衰老科研课题资助，结合长期的临床经验，研发了系列保健品“三九正元冲剂”、“益身元口服液”、“福寿仙口服液”、“隆泰口服液”等，投放市场后，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臧教授治学严谨，品德高尚，医术精湛，谦虚好学，以一生的努力实践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令人崇敬和仰慕。但他自己说：“余继承祖业，并在沪上名师的教诲和培养下，登堂入室，耕耘于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岗位，历时半个世纪，然碌碌无所建树。”

（作者彭康，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有三种手段，即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而三者之中，中医又特别重视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所特有而西医没有的，对症治疗，就是俗语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血止血等。辨病治疗，就是根据诊断是什么病则用什么药。辨证论治是中医精华所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病、证、症的区别。

　证的涵义了解以后，对于辨证，就容易理解了。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如上证中的恶寒、头痛源于问诊；鼻塞、咳嗽源于闻诊；痰黄稠、流浊涕、舌尖红、苔薄黄源于望诊；发热、脉浮数源于切诊。综合分析病因为外感风热；疾病性质为热证；病位在肺系统；邪正关系为实证。则概括判断为风热犯肺证。

　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和论治是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既然证是阶段性的、动态性的，自然就会出现同一种疾病由于疾病发展阶段不同或病人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则其病理变化就会不同，即证不同，根据辨证论治原则，治法也就不同，这种情况称为“同病异治”；即同一疾病，由于病变阶段不同，治法不同。例如：同一麻疹病，早期、中期和后期，由于其证不同，治疗也就不同。早期宜透发为主；中期宜清热解毒为主；后期宜养阴为主。由于病人机体反应性不同，又由于证是内外因作用的综合表现，所以，即使同一疾病在同一阶段，由于机体的反应性（内因）不同，不同个体亦会出现不同的证，从而治法的不同。例如，感染同一感冒，在不同的个体，则会出现风寒或风热表证；表虚证或表实证等，所用的方剂有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等的区别。所以，要想自始至终使用一个方剂来治疗一种疾病是不符合辨证施治的要求的。

　与此相反，不同疾病，有时会出现相同的病机变化，即相同的证，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又可用相同的治法，这种情况称为“异病同治”。例如：脱肛和子宫脱垂，是两种不同的病，但中医认为，二者都是由于中气下陷引起的，二者发病的病机和证相同，所以治疗都用补中益气升举阳气之法。

　辨证方法（或纲领）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三焦辩证方法常常是几个结合在一起运用的，多个辨证方法的组合，才能满足辨证的需要。证确定了以后，就是处方用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习惯不同，所以，即使辨证相同，方药亦不尽相同。开始，是一人一方。后来，有些方剂经过许多患者反复使用，被认为对某个病证特别有效，这样的方剂便成为经典方和经验方。这些方剂对应的证便成了方证。这里的方证除了该方剂特有的内涵外，还具有上述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或病因辨证等方法的内涵。

　辨证论治体现了整体水平、个体性（以患者为主体）和灵活性的特点。由于是个体性的一对一的治疗，所以更切合实际。但是，每一种病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变化规律，中医长期只重视“证”的观察研究而一定程度上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因而对病的特殊性的认识和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则相对较少，这是辨证论治有待完善的地方。前人亦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清朝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序中说：“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但是由于长期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所以，迄今在这方面积累的资料尚不算多。今天，对很多疾病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如何找出病-证-方的规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通过对辨证论治这一特点的学习，我们要了解证的概念；了解辨证论治的实际内容；并通过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的对比，加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例子充分认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道理所在。